與校長對話

當我們碰到很討厭的人和事時，都喜歡說：「不用理他，你做好自己就可以喇」，又或者：「哦，這也是沒辦法的囉，對於改變不了的事，你就別去想太多了」。逃避是我們甘之如飴的窗口，但我常常想，有些事情，不容妥協，不可以退縮的空間，這個世界，總有一些原則是我們要堅持捍衛的吧。

在這一點，我大概得宣佈：「我是一個講理想多於實踐的混蛋」。

今天傍晚，我站在布里斯托大學校長的官邸按門鈴。「聾人研究」碩士課程的外國學生學費是13,269磅，折實港幣盛惠十六萬元。我無論如何負擔不了，我現在之所以能踏足英國國土，並享受一年的全職學生生活，得靠善長人翁捐款補助我的獎學金，而我的大學校長正是捐款者之一。經過多方的安排，我今晚是親自上門來「道謝」的。

一邊按門鈴，我才一邊想起：我是不是該像個中國人，登門前跑去買一袋橙什麼的呢？最少也得寫張感謝卡吧。但我一直討厭這些繁文俗節，只想快點見過面，快點離去，了卻一樁難事。

我不是不感謝那校長，可是要見面，寒喧，談天氣，大概也要談談沒有人懂的「聾人研究」，還得擠出誠惶誠恐，不勝感恩的樣子，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易事。

可是打過招呼後，校長一開腔，便令我很是驚訝：「我聽說，有些人的想法很不一樣，他們覺得聾人有『文化』，對嗎？這跟一般我們說『聾人是傷殘人士』有點不同。」

我暗地歡呼，他懂。這次會面或許不是想像中那麼難捱。「啊！對！我們的想法是，聾人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聾人很多都以此為豪，絲毫不會覺得自己缺失了什麼。」

校長：「啊？這個『文化』的觀點，那真的跟傳統中『聾人是傷殘』的概念很不同，兩方之間一定出現不少矛盾。對吧？」

「嗯，比方說，人工耳蝸是多年來 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聾人朋友會覺得，父母讓那麼小的孩子做這項手術，是扼殺了聾人的語言和文化，故此激烈反對。」我說：「有部分聾人夫婦甚至希望自己生的小孩也是聾的，好把這珍貴的語言和文化傳給下一代。」

校長臉上和熙的神情突然冷了下來：「我當校長前，本是個醫生。」哎呃，我沒有google他的履歷，看來我高興得太早。「有關人工耳蝸，我認為父母也該被賦權，能為自己的子女作決定，對嗎？」糟了，他是認真的。「一個聾人，如果他上街，快要被車撞到，我大喊，想叫他小心點，但他聽不到，最後讓車子撞了。這，就是傷殘。對不？這一點還可以怎樣否認呢？」

我想，在那一刻，我的笑容一定僵硬了，因為我心裏正在罵粗話。天，「聾人是傷殘」。我一直受的訓練，就是有關「傷殘」的概念，如何被健聽人建構成「既然是傷殘，那就是『不好』囉，那麼我們要杜絕這個情況發生」。整個不平衡的聾健關係，就是從一點分歧而逐步建立出來的。

我是知道的，我對聾人文化的認識，總算比一般人好一點點。如果我是決定站在「聾人」那一方，聽了他說這樣的話，我應該有重重的被冒犯的感覺，沒有一位聾人社群裏的朋友會忍受這樣的話。而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坐擁整所布里斯托大學，他有權力，決定怎樣用錢。他豁下的，我的聾人研究中心，去年剛給狠狠地砍掉一大筆資金。我是很少數的，知道聾人社群的核心價值是什麼，而同時有機會跑到他這位位高權重的校長跟前說話的人。而老天，他剛出口的話，有如針刺一樣，使我混身起了疙瘩。

可是，我今晚來，就是要感謝面前這個人，給我錢，讓我可以來，天天學習新事物。唔，interesting。

我胡亂應：「唔...其實『傷殘』也是社會建構的概念，無論如何聾人也應有權得到跟健聽人一樣的機會。」

(媽的，我罵自己，這不是重點呀! 誰都該享有同等機會。聾人是少數文化族群，跟傷殘人士不一樣，這才是我要堅持的呀。)

校長說：「當然，可是從我的醫學角度看。人有聽覺、視覺、我們當然希望盡量能從多方面接收訊息，少了聽覺這一項，無論如何就是『少』了。」

「聾人聽不到，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頓了一秒，再說：「但我猜，聾人朋友不會覺得沒有聽覺是什麼壞事，也不會覺得自己缺失了什麼。」

我不知道除了這樣回應，還可以怎樣。兩人的意見似乎找不到交匯點。或許我應該更進一步，追擊校長那「少了就是少了」的論調。可是我在心裏對自己說：校長是校長，我是學生，小人物，雙方權力懸殊，別鬧了。況且我是來「道謝」的，不是來吵架的。

(看，我「逃避」。」

可是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我其實害怕，不知道再談下去，我是否能對問題抽絲剝繭，以理服人，我是第一次這樣赤裸裸地面對分歧，而我對自己的能力很有懷疑。別的事情我不介意，但聾人朋友的價值，是我希望能持守的。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你不能只跟自己說「你相信」就夠了，你得清楚地把你堅持的事情說出來，特別是當你面對着比你有權勢的人時。

校長大概感到空氣中瀰漫着一股不知所措的怪氣，而我們會面時間只有20分鐘，他巧妙地轉話題：「嗯，你從中文大學畢業嗎？很好......」

(媽的，我心裏竟「如釋重負」。」

對不起，我的聾人朋友，我實在不知可以怎樣，那種熟悉的「無力感」又一次冒上來。在校長眼中，他進行了一次「例行公事」，跟一個奇怪的女孩談了一場奇怪的話，可是明天早上起來，就忘了。我心目中希望出現「改變」，但我沒有在這個要緊的時刻繼續談下去。

走出校長官邸，我迎着風跑回家去。一面看着英國黃昏那瑰麗漫爛的天空，我一面再問自己，究竟我是來幹什麼的喇？

回到家，說了今晚的事，鄰居馬田聽了，便問：「如果可以讓你再說一次，你會怎樣說？」她的女友費安娜代我答了：「說什麼都沒用，他的想法就是不會改變呀。」

我不知道這個回答是否應該使我心安理得一點，「他的想法就是不會改變」，那，該怎辦呀。我總覺得，今晚的事情令我有點愧對多年來的信念，只希望我不會有如那校長一樣，明天起來，便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