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英國一年，最大的得着，是終於有時間，好好坐下來，回想過去跟聾人朋友相處、工作的種種得失。
必須承認，一開始對手語有興趣，是因為「看上去好好玩哦」，接下來的一兩年，理解多了，憤憤不平，覺得「聾人的處境太糟糕了，我一定要幫忙」。
到了現在，我兩者都不是，我一早反復磨練心志，戒掉「幫助聾人」、「為聾人服務...」、「為聾人着想」諸如此類的字眼；日常舉止行為，謹守原則。魔鬼在細節，口講無憑，你每天做些什麼，正正反映你所想。
比起很多前輩，我在聾人朋友間待的日子不長，但，我仍然有我的「心聲」，一直覺得沒資格也沒能力組織所思所想，並宣之於口，但讀到健聽人Charlotte Baker-Shenk 在1990年發表的演說，覺得再沒有藉口，人家大辣辣的一篇肺腑之言，不就是我的寫照？現在我連寫都不用自己來寫，揀選精要，譯出來就可以。
文章是健聽人寫的，對象也是健聽人，我就懶惰，不拍手語版了。文章開首說了許多關於翻譯的東西，但後半部談的是聾健雙方關係，很一般性的，任何人，甚至不需要跟聾人朋友有什麼瓜葛，只要是有志支持所謂「弱勢社群」的，都可以看。
每個人站的位置不同，而我，還是覺得「同行者」的角色是最適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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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機器、倡議者、還是同行者？
Charlotte Baker-Shenk的演說 (節錄)
(譯者：陳意軒 chanyihindenise@gmail.com)
我這次演說，集中討論「權力」這個議題，特別是聾人與健聽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手語翻譯員的角色等等，我將提出一些批評，剖析我自身的經歷，並討論一些棘手的難題。
在此，我要感謝以下幾位學生幫我準備是次演說：Ron Coffey, Sandra Gish, Risa Shaw, Chuk
Snyder，他們都是西馬利蘭大學的畢業生，這大學是世上唯一訓練手語翻譯老師的學院！我跟他們學會了很多有用的東西，這次演說的內容亦有部分是取材自他們的想法。
第一部分：權力與「機器」翻譯法
我這次演說集中討論兩個基本議題：
- 在權力面前，根本沒有「中立」這回事，無論你的翻譯老師說什麼都好，你手上是真的握有權力，而你無論如何都會運用到你的權力；
- 你需要知道自己掌握了什麼權力，以及如何運用。
「權力」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行動的能力」。如果你有能力下決定，有能力將之付諸實行，那就是擁有了權力了。
我們要獲得權力，有很多方法，讀書、賺錢、有好的身材和魅力、廣結人緣、等等，連你的出身也會影響你的權力：如果你生為白人、富人、健聽人、異性戀、男人等等，都會使你掌握比別人更多的權力。
很多很多人是沒有權力在手的──他們沒有作決定、付諸實行的能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例如：很多人沒有能力得到足夠的食物，延續生命，成千上萬的人每天挨餓，並死於相關的疾病。我相信，你們很多在座的人都覺得自己手上的權力不足夠。或許，你們都覺得自己的手語不夠好，但不知該如何進步；可能你們身陷一段糟透了的情侶關係；又或許，你們在學校裏當手語翻譯員，每天目睹學校忽視聾童的需要……
有時在某些情況，我們握有權力，但在別的情況卻束手無策。我有權力，所以今天能夠站在這兒演說，但是，我家門前有棵枯死了的樹，要把它鋸下來卻足足花了一年時間！我常常希望能平衡家庭、工作和玩樂的時間，但現實卻困難重重，常被工作壓得透不氣來！
我為什麼要說這一大堆呢？因為你們在座的大都是健聽人，因為健聽人掌握了許多權力，翻譯員也掌握了很多權力，雖然大家有時也會有一種無力感，但懇請大家別只顧自怨自艾！身為翻譯員，常會面對很多健聽人壓迫聾人的處境，這是真真確確的。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
- 健聽人壓迫聾人，通常有兩種方法，第一是光天化日地從聾人身上謀取利益；第二種是以「善意」為理由，代替聾人發聲；
- 大多數聾人都沒有以下的權力：跟自己的家人好好溝通、用手語接受良好教育、受到別人尊重等等，聾人更沒有權力發聲，向政府表達意見，在跟聾人有切身關係的事務上作出決定。
還有以下這些，都是真的：
- 聾人都知道，我們這些健聽人一生下來，便有能力傷害他們；
- 有時在某些情況，聾人得依賴健聽人，例如要得到有用的資訊、去看醫生、去聽講座、發問、在會議發表意見，諸如此類。
在許多情況，我們都很清楚知道聾人想要什麼，而且有能力協助爭取，這，正正給予我們龐大的權力，在很多場合，我們翻譯員是唯一一個了解聾健雙方語言和文化的人，這，也給予我們很大的權力。
我們清楚知道，面對不同文化的人該怎樣溝通，我們也有能力決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有時，我們甚至有能力決定誰人有權發言，誰人沒有。例如，當你在一個會議翻譯時，一個聾人和一個健聽人同時想發言，你可以選擇先把健聽人的口語譯為手語，也可以選擇先把聾人的手語譯成口語。同樣，你也有權控制誰人在什麼時候插嘴。
當然，我們也有權力控制傳遞資訊的過程和結果。很多聾人都說，健聽翻譯員常常把聾人的手語譯得一塌糊塗，讓別的健聽人以為聾人很笨，不懂手語的健聽人不會懂得分辨這原來是翻譯員的問題，最後使聾人得不到想要的東西。也有些時候，健聽翻譯員聽不明白醫生/講師說的話 (也可能加上手語程度不夠)，譯出來的手語看上去就是跟從口語語序的，聾人根本看不明白，但那究竟是講者講不清楚？還是翻譯員的問題？又或是聾人本身的理解力不足？這對聾人來說根本無從判斷。
翻譯員掌握了很大的權力！
在很多時候，聾人都身處劣勢，而健聽人則身處強勢，有權控制聾人。很多健聽人連聾人世界的常規都不了解，更談不上尊重了，也有更多的健聽人以為聾人一定要跟從健聽社會的行為和思考模式去生活。聾健之間其實出現了權力失衡的情況，我以下面此圖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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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手語翻譯員是為了「幫助」聾人而存在的，聾人常處劣勢，而健聽翻譯員常常覺得要代為抱打不平，但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呢？他們告訴聾人該做什麼，控制他們，而不是打開資訊之門，讓聾人自己理解在面前有什麼選擇，繼而自己作出決定。
有見及此，美國手語翻譯員註冊處訂下了一套守則，要求翻譯員保持「中立」，不能運用手上的權力，遇事不能插手，要像個隱形人 (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如果有健聽人問翻譯員：「你是哪裏人？」，翻譯員便用手語打：「你是哪裏人？」，但這個問題是問翻譯員的呀！他們自己為了保持中立，便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不肯答，把爛攤子留給身旁的聾人來收拾)。這叫「機器翻譯法」，而我想說，這個方法既幼稚又天真，以為翻譯員真的可以迥避不用手上的權力，迥避自己其實也有立場，也迥避自己的存在其實根本已在影響聾健之間的溝通。
(刪去一段)
第二部分：權力的誘惑
假設你願意承認、並想改善聾健之間權力失衡的情況，那該怎辦？
回顧歷史，很多人都不遺餘力，支援弱勢社群。巴西著名教育家Paulo Freire提過，這些人在跟弱勢社群工作時常會受到誘惑，那是什麼誘惑呢？主流社會的人常常手握權力，太習慣於當主導角色，也太習慣把責任扛在自己身上，Paulo Freire在其名著《被壓迫者的教學》中提到：
「很多主流社會的人都加入弱勢社群，一起爭取自由，這是從古至今常見的情況，但是，這些人很多時都把主流社會的劣根性也一併帶進來，他們不信任弱勢社群，不相信他們也有自己思考、夢想、理解一切的能力，他們的善意最後只帶來同樣糟糕的壓逼，他們真正希望改革社會，卻以為自己就是那個改革者。這些人常跟弱勢社群的人待在一起，卻不信任他們，而信任，是改革社會最最根本的要素。」(1970年：46-47頁)
在美國，曾有白人策動公民行動，為黑人爭取應有的權力。可是Jamila Kizuwanda在1989年的一份報紙這樣寫：「我真想提醒你們白人，嗨，我們可以自己做的呀！我們處於劣勢，不是因為我們真的很脆弱，而是因為你們白人老是愛擋在我們前面啊！讓開一下嘛！」
我自身的經驗，就是很好的例子。多年以來，我以成為「倡導者」為己任，聽取聾人的心聲，然後把聾人的需要反映上達。
十六、七年前，我是一名語言學家，第一次接觸聾人社群，有幾位聾人教我美國手語，也跟我分享自身的經歷。我當時心想：「聾人的景況原來那樣糟糕！好，就讓我來幫忙，解決問題！」
之後，我陸續寫了很多書、在嘉路達大學教工作坊、訓練學生、職員。慢慢地我就成了「專家」了，我運用我的權力，跟很多權貴打交流，希望他們作出改變，自我感覺當然良好！很多聾人走過來，叫我寫書、演說，並跟我說：「那些健聽老師、家長、專業人員才不會聽我們聾人的話，但你說的話，他們會聽！」聾人也想利用我本身的權力發聲。
有時，有人會邀請我去演說，但題目卻是我不太熟悉的，這事發生過好多次了，人人都愛聽專家講話，而我愛當專家，但我畢竟不是樣樣皆精的，例如聾人的感受、經驗、價值觀，聾人跟我分享過很多，但也有很多地方是我無法了解的。
我雖然有這自知之明，但實際上卻常常以主導者自居，是的，很多時要出席研討會，談聾人文化，我一定會邀請聾人朋友跟我一起準備、演講，但，我永遠是主導的一方，決定演講的內容和順序──但很多觀眾都是聾人啊！我也隱約記得，聾人朋友曾就演講的內容提出建議，但因我對此不理解，也不熟悉，很快就拒絕了，那不就是「擋在聾人的前面」嗎？縱使我常叫聾人朋友盡量打自然手語，更要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權利，但最後掌握權力的人，仍然是我。
我常以為，自己在協助聾人爭取自主，但實情是，我自以為能夠為聾人舖排爭取自主的道路：「如果你做這個，那個，然後如此這般，便能爭取自主了！」，這不是太自以為是了嗎？
現在，我明白了。沒有人能幫助任何人爭取自主，我們可以做的，是打開方便之門，聾人便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資訊，獲取經驗，然後，他們自己為自己爭取自主。
(刪去一段)
現在我明白，身為健聽人，最適合的身分是「同行者」，Kizuwanda曾言：「同行者會支持社群本身定下的目標，並接納社群的成員當領袖」，換句說，我們得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對聾人的知識也有限，相信聾人能當領袖，能為自己做決定。
這個取態，有很多好處，而聾人當然會受益，例如，當聾人利用自身的經驗，策劃屬於自己的組織、計劃，就更能適切聾人的需要 (到時，「聾人教育」或許能成為真正的「教育」了！)。更重要的，是聾人當自己的主人，會帶來無窮心理上的益處，也能開始真正走上抗爭之路。
健聽人
(特別是翻譯員) 也一樣，能因此而得到很多好處。聾人自己當家作主，他們就是「專家」了，我們應虛心向他們學習，這樣，翻譯工作便會有進步，最後帶來更大的滿足感。聾健之間的權力平衡了，我們就不用再騙自己，也不用默許不公義的社會繼續運行，做一個真正的「同行者」，我們便跟聾人站在同一陣線，是爭取自主路上的一員，而不是主導者，對自己對聾人感覺都會較好。
最後補充一點，過去幾年來，很多健聽人(翻譯員、老師、諸如此類) 都被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壓得透不過氣來，但他們卻把這怪到聾人的頭上。他們被不公義燒痛了，卻選擇跟聾人分庭抗禮，保護自己。當然，這樣做不會有效的。壓逼，其實傷害到我們每一個人，而只有公義，才能撫平痛楚。
(刪去餘下部分)
原文：
Baker-Shenk, C. (1991) 'Interpreter: Machine, Advocate or Ally?', Proceedings of the 1991 RID
Convention, pp. 120-140.
下載網址：http://199.5.204.98/reserves/Interpreter_machine_advocate_or_ally1.pdf
(註：其實這樣做算不算「侵犯版權」？呃，如果是，那我道歉好了，但好文仍是要繼續分享。)
(註：其實這樣做算不算「侵犯版權」？呃，如果是，那我道歉好了，但好文仍是要繼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