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強調，這堆資料只是眾多觀點的其中一個，沒有一個歷史的叙述是絕對客觀的。這樣說，故然是為了邀請大家指正錯誤、補充資料。而做完了這一切，我還是不禁問自己：這條路難道真的只能由一個健聽人來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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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篇文章旨在探討香港的聾人歷史，透過以下幾個不同的話語，我們可以試劃出一個大概的聾
人歷程，並看看這些話語如何影響香港聾人的生活。我們強調，這些是「話語」，而不是一個
絕對客觀的史實，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套客觀的歷史叙述，我們看歷史時，得清楚辨明，這套
歷史所採用的觀點是從何而來的，寫歷史的人又是誰，這個人是受什麼環境、背景所影響。我
們常常說，歷史是由打勝仗的人所寫的，而輸了的一方的歷史，往往被忽略、甚至故意磨滅。
歷史上有關聾人的史料從來就少之有少，就算有，大部分都不是聾人自己所寫的，健聽人跟據
自己的想像和自己所關心的議題，代而寫之。Ladd (2003)說，大部分有關聾人的歷史資料都是跟教育有關的，好像聾人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要被教育成主流社會接受的人一樣，在這個話語下，聾人多被描繪為「弱能」、「情緒失控」、「難以溝通」、「沒有語言」(Lane 1993)。聾人除了接
受教育外，當然也有自己的社群、藝術、思考和各種各樣值得我們探究的生活狀態，可是這一
切的歷史記錄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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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話語
香港政府早期，將聾人教育納入「福利」的範疇，聾人教育於1960年代前仍是社會福利署豁下
的責任 (Sze et at 2010)。翻查政府文獻，當時並沒有一套官方的說法，究竟政府支持哪一套的
聾人教育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社會普遍進入一段平穩發展的年代，1950至1960年
間，大量嬰兒出生，政府得設法應變，提供足夠的學額予當中的聾童。據Sze et al (2010) 的研
究所指，政府曾考慮把土地批給當時的一所使用手語的聾校，以擴建校舍，但最後土地卻批了
予另一所口語學校，原因不明。可是這並不足以證明政府支持口語理念，事實上，社會福利署
於60至70年代期間，大量建立以手語教學為主的「聾童會」(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政府
將此政策歸類為「福利」，是因為當時手語聾校是私立的，學費不是一般基層家庭可以承擔，
這些聾童會旨在吸納這一批適齡入學卻無法負擔私校學費的聾童，在聾童會成立之初，政府主
動聘請從手語聾校的健聽老師任教。故此，香港聾人教育於1960至70年代的發展，仍是十分
「開放」，起碼當時口語及手語聾校同時存在，兩套理念的學校均得到撥款支持。
雖然我們並沒有資料顯示當時的政府了解聾人的文化價值，可是種種史料顯示，香港政府對手
語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1972年，社會福利署編了一本記載了二千多個手語字的書，名為「聾
人手語」，據當時負責編印此書的健聽員工指，社署做這本書的原意是使「手語集於一本書
中，使手語詞彙能更加統一」。另外，社署看到「許多聾童家長想學手語，當時香港尚未正式
有手語班，而華僑聾啞學校將要結束，所以該署覺得編印一本手語書是有所需要的。」(香港聾
人福利促進會, 1987)。1978年，由於聾會大力爭取，政府設立了「傷殘津貼」，聾人亦是其中
之一，可是正正因為這項措施，政府於那段時期大量開辦手語班讓社會福利署的員工(香港聾人
福利促進會, 1987)，以便他們處理日益增多的聾人申請者。為了推行這一連串的工作，社署聘
請了從華僑聾啞學校的老師，當中包括了任教手語和編製手語，故此，在該段時期，政府內是
有員工能以手語跟聾人溝通的，可是直至現時，這個正面的景況已不復再見，我們亦沒有相關
的資料顯示為何手語在政府的角色日漸退去。
1960年代中期，香港聾人教育由社會福利署，移交教育署負責 (Sze et al, 2010)。教育署成立了
特殊教育組，接管聾童的教育事務，1962年，教育署聘請了一位從Gallaudet College (嘉路達大
學的前身)來的聽覺學家，以專家的身份提供聾童教育發展的意見，兩個月後，這位聽覺學家提
交了一份報告，提議以下各項：(一) 設立聾童學前教育；(二) 社會福利署應聯同醫生、聽覺學
家、社工，為聾童提供綜合的言語治療服務；(三) 設立助聽器中心；(四) 為聾人設立職業訓練
所。報告亦提出要透過早期識別和言語訓練，「減少入讀特殊學校的聾童數目」(Frisina, 1963)
。這份舉足輕重的報告，使香港政府正式採取聾童口語和融合教育 (Sze et al 2010)，其中的措
施，包括在教育署豁下成立聽覺服務組，和撥款開辦了兩所口語聾校。這兩所口語聾校錄取了
許多聾生，而本來以手語教學的聾校漸漸因收生不足而須關閉，社署豁下的聾童會亦於1970年
代逐一關閉。到了1976年，香港只剩下4 所聾校，全部使用口語教學的理念 (其中一所採用一
點暗示性發音及手口語)。
我們現在急須解答的問題是，1962年，為何教育署邀請Gallaudet College的聽覺學家來港視
察？而在報告上，該專家指出此行的目的是「提供有關助聽器、手勢輔助口語及言語發展」的
專業意見，似乎在那個時候，教育署已有明確的態度，希望探取口語方針，而這個立場顯然與
我們剛提到的社署是不同的。可見我們仍須尋找資料，了解當時是什麼話語影響了教育署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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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話語
香港的西醫發展得很早，1887年，倫敦傳道會在香港政府的支持成立了香港西醫學堂，培訓本
地的醫科人才。故此，香港本土的西醫概念是由英國以殖民的形式傳入的，一直發展至今，入
讀西醫的學生很多都來自上流社會，今天，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二十的父或母同
樣是醫療人員，而百分之六十的父母都有專上學歷 (Lung, 2011)，可見醫學的話語跟階級有很
大的關係，正如Ladd (2003)所提，富有的上流階級創造了一套新的話語，他們的存在使「公
益」、「慈善」工作日益盛行，要維持這套運作，這個社會便要製造一群「有需要幫助」的人
士，聾人因而被建構成「要被治療、救助」的一群。
有趣的是，在香港，中醫的話語雖然不及西醫壯大，但是中醫講求低成本，高效益，少副作
用，「民間中醫」和慈善團體一直在基層社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在老一輩及基層的香港市民中
扮演重要的一環。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規管中醫的法例，到了1999年，才正式訂立《中醫藥條
例》，規管中醫藥的標準，故此香港是以西方醫學為主流，中醫則為香港人提供另類的基層醫
療服務 (香港中醫註冊學會，2008)。很多香港的聾人都有這樣的童年記憶：小時候被父母親戚
帶往中醫處針灸，希望能藉此恢復聽覺。網上亦流傳一段影片1，講述毛澤東時代，解放軍聲稱
「找到治愈聾啞的穴位」，到了遼寧一所聾校，為校內的聾生施行針炙。那些孩子頭腦插滿幼
針的畫面，或許是中國社會聾人難以忘懷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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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教育話語
香港於1841至1997年間是英國的殖民地，一直以「中西文化相融點」自居。我們翻查香港聾
人教育的歷史，便能找到很多從外地傳入的痕跡。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口語教育與宗教的
關係。1933年，兩位香港人前往山東的「煙台啟喑學校」，研習口語教學方法。這所山東聾
校，據說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聾人學校 (郭大松、曹立前，1994)，於1887年由美國布法羅評議會
(The Presbytery of Buffalo)的牧師梅理士夫婦所創辦。而兩人回港後，在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
部的三位傳教士支持下，成立了香港第一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學校沿用山東美國傳教士
所傳授的口語教學法，可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方言中有很多發音，僅僅靠唇讀聾人根本無法理
解…教學過程中尤許南方教師可以不使用貝爾可視語言和賴恩手勢」(香港聾人協進會，2011)
。1960年，該校派遺一名健聽教師前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就讀聾童教師培訓班，這位教師後來
成為學校的第二任校長，繼續貫徹口語教學。故此，我們可概括地說，香港的聾人教育是始於
英國和美國人所傳授的口語教育的。
跟據真鐸啟喑學校的校刊記載，該校的教師曾往廣州和新加坡開設聾校，而馬來西亞檳城的首
間聾校，是英聯邦聾童教育協會主席根據該校的藍圖而興建的，故此，該校是「南中國及東南
亞聾童教育發源地之一」，故此，我們也可以說，香港亦曾經「輸出口語教學」至亞洲等地。
(真鐸啟喑學校，1995)。
1968年，基督教路德會在香港創辦了另一所聾校，這所學校曾沿用美國聾童教育家歌納博士創
作的暗示性發音及口語，而據該校指出，手語只適用於有特殊情況引致學習困難的學生 (路德
會啟聾學校，1991)。時至今天，校內是使用手語輔助口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而於1973年，嘉
諾撒仁愛會開辦了一所口語為主的學校，附設有宿舍。1981年，宣道會創建了一所以口語訓練
為方針的幼稚園，為聾童提供口語和聽覺訓練，從這所幼稚園畢業的學生大多進入主流學校就
讀。
由於曾經歷殖民地時代，香港主要的宗教一直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可是其他本土的宗教如佛教
和道教等的活動也相當活躍。為何基督教和天主教會脫群而出，為聾人教育帶來那樣深遠的
影響呢？著名的1880米蘭會議中，有139位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神父和牧師，他們在會上說的
話，或許可以使我們了解一點宗教與聾童教育的關係：
「…意大利的聾啞人都是用口語的，我們都是基督的孩子，基督是我們的傍樣，基督一定能使
聾啞人開口說話…」
(Lane, 1984：393頁)
「神給人類有靈魂的身體，也讓人有能力思考、理解、表達自己，而這一切，口語是唯一的橋
樑，彰顯了神的榮光…」
(Lane, 1984：393頁)
基督教也有「教贖」的傳統，Ladd(2003)指出，只要把聾人建構為「要被拯救」的一群，健聽專家與聾童之間的主屬關係便可以讓任何人來借用。
至於使用手語的聾校，是香港少數以聾人為中心的話語之一。可惜的是，我們暫時沒找到任何
可靠的文獻，描述當時校內的具體情況，以及聾人在當中的角色。我們現時只知道一些簡單
的資料：香港曾有四所使用手語的聾校，共中有兩所是由聾人開辦的。「華僑聾啞學校」於
1948年創立，是香港第二所聾校，創立此校的聾人來自上海，在校內使用的是上海手語，故此
Woodward (1993) 的研究發現上海與香港手語有66至68%相似。此校於1976年關閉，這廿八
年的光蔭，究竟聾生在校內的生活是怎樣？開辦此校的聾人的理念又是什麼？我們都需要更多
的研究才能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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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話語
由上文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教育、行政和醫學幾個話語互相影響發展，形成了一個
龐大的霸權，透過媒體和一些健聽主導的聾人組織，滲入主流社會，聾人自己的聲音可說是完
全消失，學術話語是新近出現的，我們也應該來探討一下它對聾人社群的影響。
從1990年代末開始，香港開始出現手語語言學的研究，2003年，一所研究手語和聾人教育的中
心成立，聘請大量的本地年輕聾人作研究對象、研究員及聾人教師。過去十年間，聾人社群逐
漸出現一批對手語的語言特性有認識、並願意擔起承傳聾人文化的年輕聾人，他們本來出身於
口語教育，但是因為在大學的工作環境沉浸、教手語、參與手語研究，他們可說是Ladd (2003)
所提的聾人基層專業人士 (Deaf subaltern professional)，同樣，這批聾人在工作間訓練了一群
懂手語的健聽伙伴。但由於香港仍沒有專上的手語翻譯課程，亦嚴重缺乏手語翻譯人才，聾人
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仍是很少。故此，他們既進入了大學的「學術話語」，因而有機會涉
獵在外間難以學習的聾人知識，但同時他們沒有足夠的學歷，不能夠主導屬於自己的手語和聾
人研究，現時香港的手語語言學及聾人研究都是由健聽人帶領的，聾人身在這個龐大的學術話
語中，要找到自身賦權的出口，可謂十分困難。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批聾人畢竟是屬於少數的，整個聾人社群現正迫切需要建立真正屬於自己
的話語，希望Ladd(2003)所提到的聾人再次冒起(Deaf resurgence)能早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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