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學生會周年大會，大家無驚無險渡過了。
看着五位學生輪流上台試練，當然想起我自己第一次作翻譯的景況來，記得那是一個工作會議，我那時只入職了兩個月左右，本是安排了資深同事作翻譯的，怎知過了一半，資深同事累了，跟我說一句「不如你來吧」，我便接過了捧。那時的我當然是一團糟，也不知是怎樣捱過的，事前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腦袋一片混亂，聽不進任何口語，也無法打出順暢的手語，一整群聾人同事坐在我面前發呆。
到了現在，自然是好得多了，也有沾沾自喜過一陣子，感到自己的才能總算不賴。可是當我來到，看見英國頂尖翻譯員的水平，心裏只希望有一天也能爬得上這個頂峰中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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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學習如何翻譯電話對話。這是我在香港最常感到氣憤的一環，曾有聾人朋友要打電話到銀行處理事務，怎知銀行職員為防資料外洩，堅持與戶口持有人對話，我說了三萬次那是一位聾人客戶，聽不到電話的，但對方似是無動於衷，非要聽見聾人朋友對着電話大嚷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才通過。這些愚笨、歧視聾人的規定使每次打電話都有如打仗，我也因此不明白香港還憑什麼說自己是文明和現代的城市。
可是就算沒有這些麻煩，電話翻譯亦是困難的一環。對話雙方不能面見，只靠翻譯員一人的聲音協助溝通，健聽人用電話，自有一套對話模式：一人說完，另一方應緊接下去，留下的空白時間很短；正在翻譯的當兒，電話中的健聽人突然開聲講話，趕不及譯出來，又或是，集中看聾人打手語時沒法馬上開口說話，把健聽一方甩在那一邊乾等；更甚是兩方可能同時說話，使翻譯員夾在當中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雙方是第一次使用翻譯員的話，很可能弄得一頭霧水。健聽人會奇怪：為何我說完了話，卻一片寂靜，沒有回應？聾人朋友會納罕：為何我還沒說完對方便插嘴？這些問題全都得靠翻譯員的功力盡量排解。
莎拉老師用了一個上午來傳授理論：當遇着兩方同時說話時該怎樣、要是健聽那方不明白什麼是聾人該怎麼樣、要是必須花點時間去把事情翻譯清楚該怎開口......其實要解決這些問題聽上去不難，翻譯員只消冷靜把情況告知雙方：「請等一等 ── 翻譯員需要一點時間去看聾人的手語」、「兩位正同時說話翻譯員沒法翻譯，可以請其中一方先說嗎？」，重要的是讓雙方知道你何時在真正翻譯，何時身為翻譯員介入談話，別混淆了身份。
到了下午，當聾人講師珊德拉來到我們當中作角色扮演，桌上放了一部擴音電話，聾人研究中心的全職翻譯員奈美義務相助，在另一房間演健聽人。五位同學輪流上前練習，這不是說笑 ── 情景設定非常簡單，聾人珊德拉只是說想訂時間剪髮、家裏漏水要修理、手提電話要轉合約之類的鎖事，可是雙方演得非常逼真。奈美扮作第一次跟翻譯員通話，說的那句「你是聾人嗎？你怎樣聽到電話？」，非常神似，我們在一旁的都差點笑出聲來。珊德拉也一如所料，認真地問問題，不明白就直接說不明白，嚇得艾美一愣一愣的。大家都是第一次作電話翻譯，坐立不安，手顫腳抖，緊張得平時看得懂的手語變得外星文；本身英語是母語卻忽地說得一團糟，房間本來已經焗熱，加上這樣緊湊的氣氛，我們都幾乎昏倒。
我心裏暗掐一把汗，要是真的要做，便真的要暈倒了。身為旁聽生的我，可以只坐在一旁靜心看，在要緊時加插一兩個「加油！」的表情，便足夠了。
2012年2月10日 星期五
2012年2月9日 星期四
香港聾人歷史 (節錄)
「香港聾人歷史」這題目，單憑我這十數分鐘的手語影片，內容大家可想而知有多片面。就算是中文版，全文也只不過四千多字，只足夠談政府、醫學、教育、學術四方面對聾人的影響，而且全都是發生在健聽人之間的事。文章是隻字沒提過聾人組織、藝術，還有聾人自己開辦的聾人學校 (例如華僑聾啞學校)。可見這篇功課只是一個健聽人去寫另一班健聽人如何看聾人而已，要書寫真正的聾人歷史，還是最好由聾人本身開始。
我必須強調，這堆資料只是眾多觀點的其中一個，沒有一個歷史的叙述是絕對客觀的。這樣說，故然是為了邀請大家指正錯誤、補充資料。而做完了這一切，我還是不禁問自己：這條路難道真的只能由一個健聽人來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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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篇文章旨在探討香港的聾人歷史，透過以下幾個不同的話語，我們可以試劃出一個大概的聾
人歷程，並看看這些話語如何影響香港聾人的生活。我們強調，這些是「話語」，而不是一個
絕對客觀的史實，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套客觀的歷史叙述，我們看歷史時，得清楚辨明，這套
歷史所採用的觀點是從何而來的，寫歷史的人又是誰，這個人是受什麼環境、背景所影響。我
們常常說，歷史是由打勝仗的人所寫的，而輸了的一方的歷史，往往被忽略、甚至故意磨滅。
歷史上有關聾人的史料從來就少之有少，就算有，大部分都不是聾人自己所寫的，健聽人跟據
自己的想像和自己所關心的議題，代而寫之。Ladd (2003)說，大部分有關聾人的歷史資料都是跟教育有關的，好像聾人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要被教育成主流社會接受的人一樣，在這個話語下，聾人多被描繪為「弱能」、「情緒失控」、「難以溝通」、「沒有語言」(Lane 1993)。聾人除了接
受教育外，當然也有自己的社群、藝術、思考和各種各樣值得我們探究的生活狀態，可是這一
切的歷史記錄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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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話語
香港政府早期，將聾人教育納入「福利」的範疇，聾人教育於1960年代前仍是社會福利署豁下
的責任 (Sze et at 2010)。翻查政府文獻，當時並沒有一套官方的說法，究竟政府支持哪一套的
聾人教育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社會普遍進入一段平穩發展的年代，1950至1960年
間，大量嬰兒出生，政府得設法應變，提供足夠的學額予當中的聾童。據Sze et al (2010) 的研
究所指，政府曾考慮把土地批給當時的一所使用手語的聾校，以擴建校舍，但最後土地卻批了
予另一所口語學校，原因不明。可是這並不足以證明政府支持口語理念，事實上，社會福利署
於60至70年代期間，大量建立以手語教學為主的「聾童會」(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政府
將此政策歸類為「福利」，是因為當時手語聾校是私立的，學費不是一般基層家庭可以承擔，
這些聾童會旨在吸納這一批適齡入學卻無法負擔私校學費的聾童，在聾童會成立之初，政府主
動聘請從手語聾校的健聽老師任教。故此，香港聾人教育於1960至70年代的發展，仍是十分
「開放」，起碼當時口語及手語聾校同時存在，兩套理念的學校均得到撥款支持。
雖然我們並沒有資料顯示當時的政府了解聾人的文化價值，可是種種史料顯示，香港政府對手
語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1972年，社會福利署編了一本記載了二千多個手語字的書，名為「聾
人手語」，據當時負責編印此書的健聽員工指，社署做這本書的原意是使「手語集於一本書
中，使手語詞彙能更加統一」。另外，社署看到「許多聾童家長想學手語，當時香港尚未正式
有手語班，而華僑聾啞學校將要結束，所以該署覺得編印一本手語書是有所需要的。」(香港聾
人福利促進會, 1987)。1978年，由於聾會大力爭取，政府設立了「傷殘津貼」，聾人亦是其中
之一，可是正正因為這項措施，政府於那段時期大量開辦手語班讓社會福利署的員工(香港聾人
福利促進會, 1987)，以便他們處理日益增多的聾人申請者。為了推行這一連串的工作，社署聘
請了從華僑聾啞學校的老師，當中包括了任教手語和編製手語，故此，在該段時期，政府內是
有員工能以手語跟聾人溝通的，可是直至現時，這個正面的景況已不復再見，我們亦沒有相關
的資料顯示為何手語在政府的角色日漸退去。
1960年代中期，香港聾人教育由社會福利署，移交教育署負責 (Sze et al, 2010)。教育署成立了
特殊教育組，接管聾童的教育事務，1962年，教育署聘請了一位從Gallaudet College (嘉路達大
學的前身)來的聽覺學家，以專家的身份提供聾童教育發展的意見，兩個月後，這位聽覺學家提
交了一份報告，提議以下各項：(一) 設立聾童學前教育；(二) 社會福利署應聯同醫生、聽覺學
家、社工，為聾童提供綜合的言語治療服務；(三) 設立助聽器中心；(四) 為聾人設立職業訓練
所。報告亦提出要透過早期識別和言語訓練，「減少入讀特殊學校的聾童數目」(Frisina, 1963)
。這份舉足輕重的報告，使香港政府正式採取聾童口語和融合教育 (Sze et al 2010)，其中的措
施，包括在教育署豁下成立聽覺服務組，和撥款開辦了兩所口語聾校。這兩所口語聾校錄取了
許多聾生，而本來以手語教學的聾校漸漸因收生不足而須關閉，社署豁下的聾童會亦於1970年
代逐一關閉。到了1976年，香港只剩下4 所聾校，全部使用口語教學的理念 (其中一所採用一
點暗示性發音及手口語)。
我們現在急須解答的問題是，1962年，為何教育署邀請Gallaudet College的聽覺學家來港視
察？而在報告上，該專家指出此行的目的是「提供有關助聽器、手勢輔助口語及言語發展」的
專業意見，似乎在那個時候，教育署已有明確的態度，希望探取口語方針，而這個立場顯然與
我們剛提到的社署是不同的。可見我們仍須尋找資料，了解當時是什麼話語影響了教育署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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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話語
香港的西醫發展得很早，1887年，倫敦傳道會在香港政府的支持成立了香港西醫學堂，培訓本
地的醫科人才。故此，香港本土的西醫概念是由英國以殖民的形式傳入的，一直發展至今，入
讀西醫的學生很多都來自上流社會，今天，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二十的父或母同
樣是醫療人員，而百分之六十的父母都有專上學歷 (Lung, 2011)，可見醫學的話語跟階級有很
大的關係，正如Ladd (2003)所提，富有的上流階級創造了一套新的話語，他們的存在使「公
益」、「慈善」工作日益盛行，要維持這套運作，這個社會便要製造一群「有需要幫助」的人
士，聾人因而被建構成「要被治療、救助」的一群。
有趣的是，在香港，中醫的話語雖然不及西醫壯大，但是中醫講求低成本，高效益，少副作
用，「民間中醫」和慈善團體一直在基層社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在老一輩及基層的香港市民中
扮演重要的一環。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規管中醫的法例，到了1999年，才正式訂立《中醫藥條
例》，規管中醫藥的標準，故此香港是以西方醫學為主流，中醫則為香港人提供另類的基層醫
療服務 (香港中醫註冊學會，2008)。很多香港的聾人都有這樣的童年記憶：小時候被父母親戚
帶往中醫處針灸，希望能藉此恢復聽覺。網上亦流傳一段影片1，講述毛澤東時代，解放軍聲稱
「找到治愈聾啞的穴位」，到了遼寧一所聾校，為校內的聾生施行針炙。那些孩子頭腦插滿幼
針的畫面，或許是中國社會聾人難以忘懷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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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教育話語
香港於1841至1997年間是英國的殖民地，一直以「中西文化相融點」自居。我們翻查香港聾
人教育的歷史，便能找到很多從外地傳入的痕跡。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口語教育與宗教的
關係。1933年，兩位香港人前往山東的「煙台啟喑學校」，研習口語教學方法。這所山東聾
校，據說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聾人學校 (郭大松、曹立前，1994)，於1887年由美國布法羅評議會
(The Presbytery of Buffalo)的牧師梅理士夫婦所創辦。而兩人回港後，在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
部的三位傳教士支持下，成立了香港第一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學校沿用山東美國傳教士
所傳授的口語教學法，可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方言中有很多發音，僅僅靠唇讀聾人根本無法理
解…教學過程中尤許南方教師可以不使用貝爾可視語言和賴恩手勢」(香港聾人協進會，2011)
。1960年，該校派遺一名健聽教師前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就讀聾童教師培訓班，這位教師後來
成為學校的第二任校長，繼續貫徹口語教學。故此，我們可概括地說，香港的聾人教育是始於
英國和美國人所傳授的口語教育的。
跟據真鐸啟喑學校的校刊記載，該校的教師曾往廣州和新加坡開設聾校，而馬來西亞檳城的首
間聾校，是英聯邦聾童教育協會主席根據該校的藍圖而興建的，故此，該校是「南中國及東南
亞聾童教育發源地之一」，故此，我們也可以說，香港亦曾經「輸出口語教學」至亞洲等地。
(真鐸啟喑學校，1995)。
1968年，基督教路德會在香港創辦了另一所聾校，這所學校曾沿用美國聾童教育家歌納博士創
作的暗示性發音及口語，而據該校指出，手語只適用於有特殊情況引致學習困難的學生 (路德
會啟聾學校，1991)。時至今天，校內是使用手語輔助口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而於1973年，嘉
諾撒仁愛會開辦了一所口語為主的學校，附設有宿舍。1981年，宣道會創建了一所以口語訓練
為方針的幼稚園，為聾童提供口語和聽覺訓練，從這所幼稚園畢業的學生大多進入主流學校就
讀。
由於曾經歷殖民地時代，香港主要的宗教一直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可是其他本土的宗教如佛教
和道教等的活動也相當活躍。為何基督教和天主教會脫群而出，為聾人教育帶來那樣深遠的
影響呢？著名的1880米蘭會議中，有139位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神父和牧師，他們在會上說的
話，或許可以使我們了解一點宗教與聾童教育的關係：
「…意大利的聾啞人都是用口語的，我們都是基督的孩子，基督是我們的傍樣，基督一定能使
聾啞人開口說話…」
「神給人類有靈魂的身體，也讓人有能力思考、理解、表達自己，而這一切，口語是唯一的橋
樑，彰顯了神的榮光…」
基督教也有「教贖」的傳統，Ladd(2003)指出，只要把聾人建構為「要被拯救」的一群，健聽專家與聾童之間的主屬關係便可以讓任何人來借用。
至於使用手語的聾校，是香港少數以聾人為中心的話語之一。可惜的是，我們暫時沒找到任何
可靠的文獻，描述當時校內的具體情況，以及聾人在當中的角色。我們現時只知道一些簡單
的資料：香港曾有四所使用手語的聾校，共中有兩所是由聾人開辦的。「華僑聾啞學校」於
1948年創立，是香港第二所聾校，創立此校的聾人來自上海，在校內使用的是上海手語，故此
Woodward (1993) 的研究發現上海與香港手語有66至68%相似。此校於1976年關閉，這廿八
年的光蔭，究竟聾生在校內的生活是怎樣？開辦此校的聾人的理念又是什麼？我們都需要更多
的研究才能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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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話語
由上文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教育、行政和醫學幾個話語互相影響發展，形成了一個
龐大的霸權，透過媒體和一些健聽主導的聾人組織，滲入主流社會，聾人自己的聲音可說是完
全消失，學術話語是新近出現的，我們也應該來探討一下它對聾人社群的影響。
從1990年代末開始，香港開始出現手語語言學的研究，2003年，一所研究手語和聾人教育的中
心成立，聘請大量的本地年輕聾人作研究對象、研究員及聾人教師。過去十年間，聾人社群逐
漸出現一批對手語的語言特性有認識、並願意擔起承傳聾人文化的年輕聾人，他們本來出身於
口語教育，但是因為在大學的工作環境沉浸、教手語、參與手語研究，他們可說是Ladd (2003)
所提的聾人基層專業人士 (Deaf subaltern professional)，同樣，這批聾人在工作間訓練了一群
懂手語的健聽伙伴。但由於香港仍沒有專上的手語翻譯課程，亦嚴重缺乏手語翻譯人才，聾人
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仍是很少。故此，他們既進入了大學的「學術話語」，因而有機會涉
獵在外間難以學習的聾人知識，但同時他們沒有足夠的學歷，不能夠主導屬於自己的手語和聾
人研究，現時香港的手語語言學及聾人研究都是由健聽人帶領的，聾人身在這個龐大的學術話
語中，要找到自身賦權的出口，可謂十分困難。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批聾人畢竟是屬於少數的，整個聾人社群現正迫切需要建立真正屬於自己
的話語，希望Ladd(2003)所提到的聾人再次冒起(Deaf resurgence)能早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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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我必須強調，這堆資料只是眾多觀點的其中一個，沒有一個歷史的叙述是絕對客觀的。這樣說，故然是為了邀請大家指正錯誤、補充資料。而做完了這一切，我還是不禁問自己：這條路難道真的只能由一個健聽人來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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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篇文章旨在探討香港的聾人歷史，透過以下幾個不同的話語，我們可以試劃出一個大概的聾
人歷程，並看看這些話語如何影響香港聾人的生活。我們強調，這些是「話語」，而不是一個
絕對客觀的史實，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套客觀的歷史叙述，我們看歷史時，得清楚辨明，這套
歷史所採用的觀點是從何而來的，寫歷史的人又是誰，這個人是受什麼環境、背景所影響。我
們常常說，歷史是由打勝仗的人所寫的，而輸了的一方的歷史，往往被忽略、甚至故意磨滅。
歷史上有關聾人的史料從來就少之有少，就算有，大部分都不是聾人自己所寫的，健聽人跟據
自己的想像和自己所關心的議題，代而寫之。Ladd (2003)說，大部分有關聾人的歷史資料都是跟教育有關的，好像聾人生下來的目的就是要被教育成主流社會接受的人一樣，在這個話語下，聾人多被描繪為「弱能」、「情緒失控」、「難以溝通」、「沒有語言」(Lane 1993)。聾人除了接
受教育外，當然也有自己的社群、藝術、思考和各種各樣值得我們探究的生活狀態，可是這一
切的歷史記錄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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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話語
香港政府早期，將聾人教育納入「福利」的範疇，聾人教育於1960年代前仍是社會福利署豁下
的責任 (Sze et at 2010)。翻查政府文獻，當時並沒有一套官方的說法，究竟政府支持哪一套的
聾人教育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社會普遍進入一段平穩發展的年代，1950至1960年
間，大量嬰兒出生，政府得設法應變，提供足夠的學額予當中的聾童。據Sze et al (2010) 的研
究所指，政府曾考慮把土地批給當時的一所使用手語的聾校，以擴建校舍，但最後土地卻批了
予另一所口語學校，原因不明。可是這並不足以證明政府支持口語理念，事實上，社會福利署
於60至70年代期間，大量建立以手語教學為主的「聾童會」(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政府
將此政策歸類為「福利」，是因為當時手語聾校是私立的，學費不是一般基層家庭可以承擔，
這些聾童會旨在吸納這一批適齡入學卻無法負擔私校學費的聾童，在聾童會成立之初，政府主
動聘請從手語聾校的健聽老師任教。故此，香港聾人教育於1960至70年代的發展，仍是十分
「開放」，起碼當時口語及手語聾校同時存在，兩套理念的學校均得到撥款支持。
雖然我們並沒有資料顯示當時的政府了解聾人的文化價值，可是種種史料顯示，香港政府對手
語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1972年，社會福利署編了一本記載了二千多個手語字的書，名為「聾
人手語」，據當時負責編印此書的健聽員工指，社署做這本書的原意是使「手語集於一本書
中，使手語詞彙能更加統一」。另外，社署看到「許多聾童家長想學手語，當時香港尚未正式
有手語班，而華僑聾啞學校將要結束，所以該署覺得編印一本手語書是有所需要的。」(香港聾
人福利促進會, 1987)。1978年，由於聾會大力爭取，政府設立了「傷殘津貼」，聾人亦是其中
之一，可是正正因為這項措施，政府於那段時期大量開辦手語班讓社會福利署的員工(香港聾人
福利促進會, 1987)，以便他們處理日益增多的聾人申請者。為了推行這一連串的工作，社署聘
請了從華僑聾啞學校的老師，當中包括了任教手語和編製手語，故此，在該段時期，政府內是
有員工能以手語跟聾人溝通的，可是直至現時，這個正面的景況已不復再見，我們亦沒有相關
的資料顯示為何手語在政府的角色日漸退去。
1960年代中期，香港聾人教育由社會福利署，移交教育署負責 (Sze et al, 2010)。教育署成立了
特殊教育組，接管聾童的教育事務，1962年，教育署聘請了一位從Gallaudet College (嘉路達大
學的前身)來的聽覺學家，以專家的身份提供聾童教育發展的意見，兩個月後，這位聽覺學家提
交了一份報告，提議以下各項：(一) 設立聾童學前教育；(二) 社會福利署應聯同醫生、聽覺學
家、社工，為聾童提供綜合的言語治療服務；(三) 設立助聽器中心；(四) 為聾人設立職業訓練
所。報告亦提出要透過早期識別和言語訓練，「減少入讀特殊學校的聾童數目」(Frisina, 1963)
。這份舉足輕重的報告，使香港政府正式採取聾童口語和融合教育 (Sze et al 2010)，其中的措
施，包括在教育署豁下成立聽覺服務組，和撥款開辦了兩所口語聾校。這兩所口語聾校錄取了
許多聾生，而本來以手語教學的聾校漸漸因收生不足而須關閉，社署豁下的聾童會亦於1970年
代逐一關閉。到了1976年，香港只剩下4 所聾校，全部使用口語教學的理念 (其中一所採用一
點暗示性發音及手口語)。
我們現在急須解答的問題是，1962年，為何教育署邀請Gallaudet College的聽覺學家來港視
察？而在報告上，該專家指出此行的目的是「提供有關助聽器、手勢輔助口語及言語發展」的
專業意見，似乎在那個時候，教育署已有明確的態度，希望探取口語方針，而這個立場顯然與
我們剛提到的社署是不同的。可見我們仍須尋找資料，了解當時是什麼話語影響了教育署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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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話語
香港的西醫發展得很早，1887年，倫敦傳道會在香港政府的支持成立了香港西醫學堂，培訓本
地的醫科人才。故此，香港本土的西醫概念是由英國以殖民的形式傳入的，一直發展至今，入
讀西醫的學生很多都來自上流社會，今天，香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有百分之二十的父或母同
樣是醫療人員，而百分之六十的父母都有專上學歷 (Lung, 2011)，可見醫學的話語跟階級有很
大的關係，正如Ladd (2003)所提，富有的上流階級創造了一套新的話語，他們的存在使「公
益」、「慈善」工作日益盛行，要維持這套運作，這個社會便要製造一群「有需要幫助」的人
士，聾人因而被建構成「要被治療、救助」的一群。
有趣的是，在香港，中醫的話語雖然不及西醫壯大，但是中醫講求低成本，高效益，少副作
用，「民間中醫」和慈善團體一直在基層社區為市民提供服務，在老一輩及基層的香港市民中
扮演重要的一環。香港政府一直沒有規管中醫的法例，到了1999年，才正式訂立《中醫藥條
例》，規管中醫藥的標準，故此香港是以西方醫學為主流，中醫則為香港人提供另類的基層醫
療服務 (香港中醫註冊學會，2008)。很多香港的聾人都有這樣的童年記憶：小時候被父母親戚
帶往中醫處針灸，希望能藉此恢復聽覺。網上亦流傳一段影片1，講述毛澤東時代，解放軍聲稱
「找到治愈聾啞的穴位」，到了遼寧一所聾校，為校內的聾生施行針炙。那些孩子頭腦插滿幼
針的畫面，或許是中國社會聾人難以忘懷的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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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教育話語
香港於1841至1997年間是英國的殖民地，一直以「中西文化相融點」自居。我們翻查香港聾
人教育的歷史，便能找到很多從外地傳入的痕跡。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口語教育與宗教的
關係。1933年，兩位香港人前往山東的「煙台啟喑學校」，研習口語教學方法。這所山東聾
校，據說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聾人學校 (郭大松、曹立前，1994)，於1887年由美國布法羅評議會
(The Presbytery of Buffalo)的牧師梅理士夫婦所創辦。而兩人回港後，在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
部的三位傳教士支持下，成立了香港第一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學校沿用山東美國傳教士
所傳授的口語教學法，可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方言中有很多發音，僅僅靠唇讀聾人根本無法理
解…教學過程中尤許南方教師可以不使用貝爾可視語言和賴恩手勢」(香港聾人協進會，2011)
。1960年，該校派遺一名健聽教師前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就讀聾童教師培訓班，這位教師後來
成為學校的第二任校長，繼續貫徹口語教學。故此，我們可概括地說，香港的聾人教育是始於
英國和美國人所傳授的口語教育的。
跟據真鐸啟喑學校的校刊記載，該校的教師曾往廣州和新加坡開設聾校，而馬來西亞檳城的首
間聾校，是英聯邦聾童教育協會主席根據該校的藍圖而興建的，故此，該校是「南中國及東南
亞聾童教育發源地之一」，故此，我們也可以說，香港亦曾經「輸出口語教學」至亞洲等地。
(真鐸啟喑學校，1995)。
1968年，基督教路德會在香港創辦了另一所聾校，這所學校曾沿用美國聾童教育家歌納博士創
作的暗示性發音及口語，而據該校指出，手語只適用於有特殊情況引致學習困難的學生 (路德
會啟聾學校，1991)。時至今天，校內是使用手語輔助口語作為教學語言的。而於1973年，嘉
諾撒仁愛會開辦了一所口語為主的學校，附設有宿舍。1981年，宣道會創建了一所以口語訓練
為方針的幼稚園，為聾童提供口語和聽覺訓練，從這所幼稚園畢業的學生大多進入主流學校就
讀。
由於曾經歷殖民地時代，香港主要的宗教一直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可是其他本土的宗教如佛教
和道教等的活動也相當活躍。為何基督教和天主教會脫群而出，為聾人教育帶來那樣深遠的
影響呢？著名的1880米蘭會議中，有139位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神父和牧師，他們在會上說的
話，或許可以使我們了解一點宗教與聾童教育的關係：
「…意大利的聾啞人都是用口語的，我們都是基督的孩子，基督是我們的傍樣，基督一定能使
聾啞人開口說話…」
(Lane, 1984：393頁)
「神給人類有靈魂的身體，也讓人有能力思考、理解、表達自己，而這一切，口語是唯一的橋
樑，彰顯了神的榮光…」
(Lane, 1984：393頁)
基督教也有「教贖」的傳統，Ladd(2003)指出，只要把聾人建構為「要被拯救」的一群，健聽專家與聾童之間的主屬關係便可以讓任何人來借用。
至於使用手語的聾校，是香港少數以聾人為中心的話語之一。可惜的是，我們暫時沒找到任何
可靠的文獻，描述當時校內的具體情況，以及聾人在當中的角色。我們現時只知道一些簡單
的資料：香港曾有四所使用手語的聾校，共中有兩所是由聾人開辦的。「華僑聾啞學校」於
1948年創立，是香港第二所聾校，創立此校的聾人來自上海，在校內使用的是上海手語，故此
Woodward (1993) 的研究發現上海與香港手語有66至68%相似。此校於1976年關閉，這廿八
年的光蔭，究竟聾生在校內的生活是怎樣？開辦此校的聾人的理念又是什麼？我們都需要更多
的研究才能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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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話語
由上文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教育、行政和醫學幾個話語互相影響發展，形成了一個
龐大的霸權，透過媒體和一些健聽主導的聾人組織，滲入主流社會，聾人自己的聲音可說是完
全消失，學術話語是新近出現的，我們也應該來探討一下它對聾人社群的影響。
從1990年代末開始，香港開始出現手語語言學的研究，2003年，一所研究手語和聾人教育的中
心成立，聘請大量的本地年輕聾人作研究對象、研究員及聾人教師。過去十年間，聾人社群逐
漸出現一批對手語的語言特性有認識、並願意擔起承傳聾人文化的年輕聾人，他們本來出身於
口語教育，但是因為在大學的工作環境沉浸、教手語、參與手語研究，他們可說是Ladd (2003)
所提的聾人基層專業人士 (Deaf subaltern professional)，同樣，這批聾人在工作間訓練了一群
懂手語的健聽伙伴。但由於香港仍沒有專上的手語翻譯課程，亦嚴重缺乏手語翻譯人才，聾人
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仍是很少。故此，他們既進入了大學的「學術話語」，因而有機會涉
獵在外間難以學習的聾人知識，但同時他們沒有足夠的學歷，不能夠主導屬於自己的手語和聾
人研究，現時香港的手語語言學及聾人研究都是由健聽人帶領的，聾人身在這個龐大的學術話
語中，要找到自身賦權的出口，可謂十分困難。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批聾人畢竟是屬於少數的，整個聾人社群現正迫切需要建立真正屬於自己
的話語，希望Ladd(2003)所提到的聾人再次冒起(Deaf resurgence)能早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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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shcroft, B., Griffiths, G. and Tiffin, H. (eds.) (1998)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Fischer, R., Lane, H. (eds) (1993) Looking Back: A Reader on the History of Deaf Communities and Their Sign Languages. Hamburg : Signum.
Frisina, R. 1963. On the Educational Aspects of Deafnes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uo, D. S., Cao, L.Q. (1994) Missioners and Dea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06, pp. 36-48.
Hiddleson, J. (2009) Understanding Post-colonialism. Stocksfield : Acumen.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2011) Hong Kong Deaf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Hong Kong School for the Deaf (1995) Anniversary Magazine. Hong Kong: Hong Kong School for the Deaf.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1987.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Hong Kong: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Deaf.
Ladd, P. (2003)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ane, H. (1984) When The Mind H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ane, H. (1992) The Mask of Benevol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Lung, Y. T. (2011) Speech at the Faculty Graduation and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rzoeff. N. (1995) Silent Poetry: Deafness, Sign and Visual Culture in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ze, F., Lo, C., Lo, L. and Chu, K. (201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1991) The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Journal: Dedication
Issue. Hong Kong: Man Kwong Publishing.
Woodward, James. 1993. Intuitive Judgments of Hong Kong Signer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ign Language Varietie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CUHK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88-96.
2012年2月6日 星期一
英國手語詩聚
我一直覺得，手語詩比書面詩更困難的原因，是書面詩寫了出來便是，詩人只消把詩印在書上、貼上FB便可以廣傳，手語詩呢，往往詩人本身也同時得具備表演才能，如何把詩用節奏、表情、手舞足蹈的表達出來，才是詩的精魂所在。
上星期六，英國手語詩人保羅、理察和唐娜到了布里斯托的聾人中心表演，他們三位在英國聾人社群已是家傳戶曉的人物，保羅更是我的同學，是聾人研究碩士的兼職學生。兩星期前我已問他，上台表演那麼多年了，還緊張不？他說每次表演都仍然緊張，可是，平常的他看上去是多麼冷酷自傲，更曾揚言要把「Deafhood」字眼紋在腳眼，寓意一腳把健聽人踏成腳底泥云云 (我聽後差點沒笑死)，究竟真正上台表演的他可以有多緊張？我一點也想像不來。
保羅他是太自賺了，台上的他自信滿溢，手語和動作漂亮得有如精靈在手上跳舞，光芒四射，我們一眾健聽觀眾只有在台下看的份兒。另一位詩人理察當然也了不起，但我更喜歡保羅，他夠「妖」，竟讓我想起「草蜢」的舞步。
問准了兩位高人，他們說，只要是香港的聾人朋友，不會亂傳，這影片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英國手語懂不懂並不重要，光看動作表情已明白大半。
保羅的手語詩：
理察的手語詩：
上星期六，英國手語詩人保羅、理察和唐娜到了布里斯托的聾人中心表演，他們三位在英國聾人社群已是家傳戶曉的人物，保羅更是我的同學，是聾人研究碩士的兼職學生。兩星期前我已問他，上台表演那麼多年了，還緊張不？他說每次表演都仍然緊張，可是，平常的他看上去是多麼冷酷自傲，更曾揚言要把「Deafhood」字眼紋在腳眼，寓意一腳把健聽人踏成腳底泥云云 (我聽後差點沒笑死)，究竟真正上台表演的他可以有多緊張？我一點也想像不來。
保羅他是太自賺了，台上的他自信滿溢，手語和動作漂亮得有如精靈在手上跳舞，光芒四射，我們一眾健聽觀眾只有在台下看的份兒。另一位詩人理察當然也了不起，但我更喜歡保羅，他夠「妖」，竟讓我想起「草蜢」的舞步。
問准了兩位高人，他們說，只要是香港的聾人朋友，不會亂傳，這影片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英國手語懂不懂並不重要，光看動作表情已明白大半。
保羅的手語詩：
理察的手語詩：
2012年2月1日 星期三
手語翻譯實習 (一)
上學期的『即時手語翻譯』教的是書本上的理論，悠悠四小時的課都以聽講為主，而間中出現的分組演練，我縱使英國手語半桶水，也盡量硬着頭皮完成了。而下學期終於到了『實習』階段，莎拉老師說，有些課節實在需要集中訓練同學的實際翻譯技巧，有我這個旁聽生存在不很方便，我也同意了，答應只出席理論性的講課部分。可是今天第一堂課，同學們都說，不介意實習時我在一旁觀察，莎拉老師也說因為『I know what's going on』，可以的話也盡量歡迎我出現，使我不勝自喜。
可是這也增加了上課的壓力，像這第一堂課，教的是co-working(兩位翻譯員如何合作)，需要的是二人一組練習，可是我他媽的那裏行？來了只四個月，任我如何努力，英國手語與英語互譯也是不可能的，出糗也罷了，最怕自己力有不足，連累同組的同學。但班上的阿李、大偉、嘉芙蓮、費安娜、艾美，異口同聲說要我也一起參與演練，這次任我如何臉容扭曲、怪聲連連，也逃不掉。
在香港時，我習慣了單人匹馬，擔當三、四、五、六、小時的連續翻譯 (最多午飯時可以休息一下)，聾人朋友們可能沒有察覺，但通常到了兩個半小時後我已腦筋閉塞、手腳僵硬，眼盯着大門口，巴不得可以抱頭竄逃。現在莎拉老師開宗明義地說了：超過兩小時的，必須有兩位翻譯員替換，每人大概輪流做二十分鐘，這安排不只為了翻譯員做得舒服，更是為了確保質素： 試問連續做了四五小時的翻譯員，疲憊不堪，譯出來的東西還可信靠嗎？
兩位翻譯員輪流做，不代表當沒輪到你時就可以坐在一旁閉目養神了，莎拉老師今天教的，正是當還沒輪到你時，如何支援身旁的拍檔。
在英國讀了一個學期，早已發現這兒的手語翻譯員很懂得互相幫助，當一人漏譯了，身邊的那位總會悄悄地在耳邊提醒，或是拿着筆記，指住課上正在談及的部分，甚至當拍檔真的弄糊塗了，譯不下去，身邊的那個便順理成章接棒(Take over)，支撐一小段，拍檔也很快的追回進度，最後出來的翻譯質素仍很高，不會漏掉很多。
這看起來很容易，但當在課上分組演練時，大家都感到如履薄冰。正在翻譯中的那位漏掉了，身旁的我其實一樣窘，該在什麼時候提醒？人在邊聽邊翻譯邊打手語的時候，還有空檔聽到我的提示嗎？或許在句與句之間的那半秒鐘可以，遲了就是遲了，提了也沒用。我得邊聽邊看，同時得留神那兒出錯了、那兒有誤會了、那裏漏掉了，再在電光火石間下判斷，這重要嗎？要不要提醒拍檔？怎樣提醒？打手語還是說話？什麼時候提醒最好？
這不容易，實習完成後，我寧願做真正的手語翻譯那位，也不想坐在一旁乾着急。
莎拉老師把我們六人分成三組，輪流演練。她播放了兩段影片：一段英國手語，一段英語。做英語那一段時我們做支援的一方得千方百計在拍檔面前寫字、打手語、說話，可是到頭來對方表示其實完全接收不到我們的訊息 ── 腦袋太忙亂了，面前發生的事變得一片空白。做英國手語時，費安娜力有不逮，半途竟譯得哭出來了，身旁的嘉芙蓮亦不知所措，莎拉老師見狀，輕輕喊道：Take over! 但沒有人接得下去，最後兩人一句沒一句的，譯出來的英語一片混沌，不知所云。我在一旁看得緊湊，差一點沒跟着哭。
這堂課，教的是如何分擔拍檔的重任，但下課時每人都頹靡得不得了：當翻譯的那個譯不出來，支援那一方也無能為力。下星期是大學學生會的周年大會，安排了聾人朋友出席，五位同學將第一次實地演練，莎拉老師跟我說：你一定要來看！期待之餘我實在替五人擔心，希望他們到時順利過關。
可是這也增加了上課的壓力，像這第一堂課，教的是co-working(兩位翻譯員如何合作)，需要的是二人一組練習，可是我他媽的那裏行？來了只四個月，任我如何努力，英國手語與英語互譯也是不可能的，出糗也罷了，最怕自己力有不足，連累同組的同學。但班上的阿李、大偉、嘉芙蓮、費安娜、艾美，異口同聲說要我也一起參與演練，這次任我如何臉容扭曲、怪聲連連，也逃不掉。
在香港時，我習慣了單人匹馬，擔當三、四、五、六、小時的連續翻譯 (最多午飯時可以休息一下)，聾人朋友們可能沒有察覺，但通常到了兩個半小時後我已腦筋閉塞、手腳僵硬，眼盯着大門口，巴不得可以抱頭竄逃。現在莎拉老師開宗明義地說了：超過兩小時的，必須有兩位翻譯員替換，每人大概輪流做二十分鐘，這安排不只為了翻譯員做得舒服，更是為了確保質素： 試問連續做了四五小時的翻譯員，疲憊不堪，譯出來的東西還可信靠嗎？
兩位翻譯員輪流做，不代表當沒輪到你時就可以坐在一旁閉目養神了，莎拉老師今天教的，正是當還沒輪到你時，如何支援身旁的拍檔。
在英國讀了一個學期，早已發現這兒的手語翻譯員很懂得互相幫助，當一人漏譯了，身邊的那位總會悄悄地在耳邊提醒，或是拿着筆記，指住課上正在談及的部分，甚至當拍檔真的弄糊塗了，譯不下去，身邊的那個便順理成章接棒(Take over)，支撐一小段，拍檔也很快的追回進度，最後出來的翻譯質素仍很高，不會漏掉很多。
這看起來很容易，但當在課上分組演練時，大家都感到如履薄冰。正在翻譯中的那位漏掉了，身旁的我其實一樣窘，該在什麼時候提醒？人在邊聽邊翻譯邊打手語的時候，還有空檔聽到我的提示嗎？或許在句與句之間的那半秒鐘可以，遲了就是遲了，提了也沒用。我得邊聽邊看，同時得留神那兒出錯了、那兒有誤會了、那裏漏掉了，再在電光火石間下判斷，這重要嗎？要不要提醒拍檔？怎樣提醒？打手語還是說話？什麼時候提醒最好？
這不容易，實習完成後，我寧願做真正的手語翻譯那位，也不想坐在一旁乾着急。
莎拉老師把我們六人分成三組，輪流演練。她播放了兩段影片：一段英國手語，一段英語。做英語那一段時我們做支援的一方得千方百計在拍檔面前寫字、打手語、說話，可是到頭來對方表示其實完全接收不到我們的訊息 ── 腦袋太忙亂了，面前發生的事變得一片空白。做英國手語時，費安娜力有不逮，半途竟譯得哭出來了，身旁的嘉芙蓮亦不知所措，莎拉老師見狀，輕輕喊道：Take over! 但沒有人接得下去，最後兩人一句沒一句的，譯出來的英語一片混沌，不知所云。我在一旁看得緊湊，差一點沒跟着哭。
這堂課，教的是如何分擔拍檔的重任，但下課時每人都頹靡得不得了：當翻譯的那個譯不出來，支援那一方也無能為力。下星期是大學學生會的周年大會，安排了聾人朋友出席，五位同學將第一次實地演練，莎拉老師跟我說：你一定要來看！期待之餘我實在替五人擔心，希望他們到時順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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