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學者在研究殖民主義的發展時，通常都花不少時間思考以下這些重要的問題：(一) 究竟殖民主義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二) 殖民主義的過程是怎樣的？(三) 是什麼意識形態在掌控整個殖民主義？ (四) 殖民主義帶來什麼經濟上 / 政治上 / 文化上的改變？ (五) 殖民地的人民發生了怎樣的心理異化？ (六) 殖民地的人民如何抗爭？
「健聽殖民主義」的根源
追根尋源，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可說是基於經濟需要而發展出來的。Loomba (1998) 對殖民主義提出了很好的解釋：
「現代的殖民主義不光是殖民地的人民被奪取資源、貨物和資本那麼簡單，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有大量奴隸、人才的流動，大大改變了雙方的經濟關係。」
(第3頁)
「殖民主義」可說就是奪取人的土地和貨物的過程。其實殖民主義從有人類現代史以來都一直存在。可是發展至18至19世紀，歐洲眾國崛起，其中工業革命帶來大量的人力需要，大量的貨品需要外銷，人們亦積存了愈來愈多的資金，歐洲眾國在非洲、亞洲、南美等建立殖民地，大量奪取自然資源和人力，這個過程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Loomba 1998)，政治、和經濟體系也因而建立，並以殖民者的利益為重心，以至他們可以大肆在殖民地得取自己的好處。
這個說法很合符邏輯，殖民統治者在整個殖民主義的過程中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軍備、人手、金錢，更要說服本國的人民支持自己的殖民行動。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會在過程中獲得經濟利益，誰願意那樣費勁呢？Lane (1992) 亦從這個觀點，解釋為何健聽人總愛諸多控制聾人的生活。健聽人掌控了大部分的助聽器公司、心理學、輔導學、社工、聽覺學等等的範疇。聾人如果可以自由使用手語、擁有自己的文化，這些專業就失去了一群「客人」。只有強調聾人是有「缺失」的，需要「口語」來「融入社會」，這些專業才能繼續在聾人社群中運作。而最後的既得利益者永遠是健聽人。
「健聽殖民主義」的過程
在國與國之間的殖民過程中，「種族主義」是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歐洲殖民者往往聲稱白人才是優良的民族，而黑人 / 土著文化是低等的、落後的。殖民者以此為藉口，入侵原住民的文化，因為白人要「救贖」他們 (Osterhammel, 2005; Loomba, 1998)。Lane (1992) 亦以此為據，翻查文獻，發現在不同的醫學，教育、心理、社會的論述中，聾人往往是「不能思考」、「沒有語言」、「沒有性格」、「依賴」、「不負責任」、「脾氣壞」。只要確立了這樣的一個形象，健聽人就可以大做文章，說服自己 (下一步是說服聾人本身) 聾人是需要健聽人的教化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而這一切聾人「形象」和「特點」，據健聽人的論述，都是因為聾人「聽不到」，所以對健聽人來說，聾人和健聽人最大的分別，就是「能聽到」和「聽不到」。這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不值一提。但當Groce (1984) 訪問Martha’s Vineyard島上的健聽人時，就曾有這樣的回應：「他們兩人(聾人)都是很棒的漁夫。」，「他們不是聾人嗎」，「好像是，我忘了。」(第4頁)
這個回應很震憾人心。可見連「聽不見的聾人」這個形象也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而健聽人自然是始作俑者。Edward Said的名作「東方主義」(1978) 探討的就是西方人如何建構一個熟悉的「自我」(西方人) 和另一個「他者」(東方)。對健聽人來說，「能聽見」代表了「幸福」、「進步」，而「聽不見」是「不幸」、「可憐」。社會的中心顯然是健聽人，而聾人則被推至社會的邊緣。
只有在這樣的一個論述中，健聽人才可以理所當然地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供給聾人一切的需要，並且控制聾人的生活。健聽式的「專制主義」，據Lane (1992) 的說法，目的是「讓聾人重投社會」。這個說法充斥一切主流媒體，現代的社工、心理輔導、聽覺學、聾人教育，也無不以此為最終目的。
殖民主義最重要的一步，是如何把這些對「他者」的概念，深深地殖進殖民地人民的心中。換句話來說，殖民者得想辦法讓殖民地的人相信自己是低等的，可憐的民族。對於殖民地的兒童，這個任務是交由學校去實行的。而至於平民，警察則擔任了重要的角色。Althusser(1971) 稱這為「國家機器」：學校教育兒童，使他們相信權威、認同權威。而警察則以武力逼使「反叛」的人民服從上方的指示。在聾人社群中，聾人學校的角色，不言而喻。只要健聽式的專制主義掌控學校，聾童很快便會相信，「手語」是「頑皮的學生才用的」，口語才是「正常」的。「聽得見」才是好的，「聽不見」是可恥的。這個二元的對立逼使聾童只能選其中一樣作為自我的價值，而大部分深度聽障的聾童根本無法掌握口語，他們只好選擇相信自己是較次等的人。就算有聾人碰巧能把口語學好，其實他們也深知自己跟健聽人的分別。這個價值，深深地殖根在聾人社群當中。
殖民主義下的聾人語言
語言是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戰場，語言對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尤其重要。在某些殖民地，學校故意不教殖民者的語言，也禁止當地人們使用，讓他們以為自己不懂講殖民者的話，是低等的人民 (Osterhammel, 2005)。可是也有別的殖民地完全相反，當地語言被壓止，取而代之的是殖民者的語言。
以聾人社群的情況來看，情況尤其嚴重。只有百分之十的聾童來自聾人家庭 (Lane, Hoffmeister, Bahan, 1996)。其他的殖民地人民，能在本身的家庭當中學會自己的語言，而聾童的情況是，他們一般得到上聾人學校，才第一次接觸手語，從而建立自己的身份。
健聽的殖民主義入侵聾人學校，禁絕聾童在課堂上使用手語，這在很多不同的文獻中均有詳細記錄。有趣的是，手語發展從來沒有因而停滯不前。語言學家早就發現聾童能夠無師自通，自行演化手語，用以溝通(Senghas et al, 2005)。「文法手語」則是為了教學而衍生出來的產物。健聽人認為只要把手語打出來，跟從口語的語法，聾童便可以以此溝通了。英美等國在60至70年代相繼出現不同的文法手語系統：Signed Exact English, Signed English, Signed Essential English等等。這些系統的基本問題是，如果使用者本身不懂英語，那麼運用起來就難之難。而且人的腦部似乎自有一套解讀和創造語言的法則，學者發現，就算聾童來自健聽人家庭，經常接觸文法手語，其手語發展也會逐漸轉化為自然手語(Gee & Mounty, 1991)。
故此，在這個情況下，自然手語仍是聾人最重要的語言。Ladd (2003)展示了聾童如何在艱難的純口語環境下，偷偷地用手語講故事、互相支持提點，渡過日復一日的高壓生活。寄宿聾人學校提供了理想的環境，讓聾童長時間在手語浸沉。而由於聾人跟健聽人在外表上並無分別，手語儼然成了聾人社群其中一個主要的標誌，也是重要的抗爭工具 (如果有抗爭的話)。在聾人文化中，手語的地位無可取代。手語既能滿足聾人日常的溝通需要，亦同時捲入許多權力相關的議題。
比方來說，要評定一個人是否聾人文化中的一員，手語程度是重要指標。不懂手語的，幾乎無法進入聾人社群，就算是深度聽障的人也是一樣。而手語打得愈像口語的，距離聾人文化的核心亦愈遠。相反，一般聾人文化較擁戴表情豐富的自然手語。聽障程度在聾人文化中顯然並不重要，手語才是其中的關鍵所在。
殖民主義下的聾人稱謂
一般殖民地在獨立後，總會出現身份認同的議題。這個情況在香港這個城市有點特別。1997年前，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對於在香港居住的人來說，「香港人」這個稱呼最為受到認同。自1997年英國統治者離開後，香港並沒有宣佈獨立，反而是落入了另外一個更強大的政權之中。而「香港人」這個稱謂並沒有因為回歸「中國」而改變。雖然香港現時正在中國這個國家境內，我們仍稱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為「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成長的人為「大陸人」。在殖民主義下，稱呼也就是文化的象徵和戰場。
「聽覺障礙」對聾人社群來說，似乎是相當惱人的稱呼，這顯然是健聽社會做成的。在醫療論述中，聾人跟弱聽人、年老失聽者歸於同一類別，都是屬於「聽覺障礙」。這個做法明顯忽視了聾人跟其他弱聽人不同，他們有其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聾人文化中，「聽障」並不受歡迎，甚至可能是侮辱性的。聾人似乎要以稱呼來宣示自己的文化本體，並抗拒從健聽社會而來的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下的心理異化
在重重的殖民過程下，殖民地的人們的自我形象是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Fanon (1968)在殖民主義下的心理異化方面，叙述得很詳細，貢獻良多。他以自己身為黑人的經驗，坦陳自己在殖民過程產生的心理轉變：
「黑人被囚在一種永遠的矮化裏，白人是囚禁者，是優秀的一群。
(第60頁)
「我強調，歐洲人自有一套對黑人的想法。『你來法國多久了？你的法語講得真好』，再也沒有比這更使人惱怒的情況了。」
(第35頁)
「另一個事實是，黑人不顧一切地想向白人證明，他們也有豐富的思想，在智力上跟他們同等。」
(第12頁)
「白人永不會接受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然而黑人也一樣跟我斷絕關係。」
(第74頁)
在Fanon筆下，黑人在長期受到白人的壓迫下，似乎很自卑，亦對現實慣怒，對殖民者(白人)更充滿既羨慕又憎恨的情緒，而且不知從何可以找到合宜舒服文化身份。Loomba (1998) 亦曾言，殖民經驗徹底摧毀人的自我，使人永遠成為「他者」。
如果聾人社群中真的出現了殖民過程，那麼我們很自然地也要去問，聾人在健聽式的殖民主義下的自我是怎樣的？可惜的是，我們實在不知道。據Lane (1992)指出，「聾人心理學」這個學術範疇也一并被殖民了。健聽心理學家不懂手語，亦不了解聾人的溝通特性，在進行心理測驗時只用英語問答，聾人往往不知所云。在許多文獻中，聾人經常被評為「情緒不穩」、「智障」、「學習障礙」，而且「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機會率較高」，這顯然不是真的。這都是健聽人對聾人的錯誤觀察，可是我們也不能假設一般聾人的心理就很健康了。由於聾人社群多年受口語教學壓迫，很多都沒能發展完整的母語，以表達其思想，許多聾人來自健聽家庭，無法與家人好好溝通，再加上現今的融合教育政策和人工耳蝸技術，許多聾人直至上大學的年紀都從來沒有交過另一個聾人朋友，這一切都進一步使聾人陷入孤單無援的境況。
